这一段铁路的建成，一方面得益于唐廷枢和李鸿章等人的执著，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清廷上层部分开明者的支持。醇亲王奕譞在廷臣“佥以铁路断不宜开”、铁路建设陷于困顿之际，在写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表示，铁路可以“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提示从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和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出发，逐步改变传统社会及其上层保守派的僵化思维。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持，这段从矿区至胥各庄十余里长、后来被称为“唐胥铁路”的线路，才得以于1881年6月9日开始修建，并在半年后告竣。

 

唐廷枢和李鸿章对于唐胥铁路称谓的衍变——从1876年言之凿凿“开煤必须筑铁路”；至1877年援引台北成例，“做用马拖车小铁路一条”；到1880年避谈“铁路”，而以“快车路”代之；及至1881年的“硬路”和最终的“马路”——术语的不断变化，简明又传神地勾勒出当时舆论和清廷的政策规制对铁路承办者和支持者所传递的压力，以及他们所寻求的平衡和妥协。